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之一。

1925年8月，“建国湘军”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下辖三个师：第4师，师长张辉瓒；第5师，师长谭道源；第6师，师长戴岳。1926年春增设教导师，师长陈嘉祐。

北伐开始后，4、6两师先后参加了攻占南昌、杭州、南京等地的战斗，1927年4月，渡过长江，占领滁州。后蒋中正发动四一二事变，图谋将二军缴械，二军遂投入武汉国民政府麾下作战，5月，扩编为二军和十四军。二军各长官改为军长谭延闿、副军长张辉瓒。下辖三个师：第4师，师长王捷俊；第6师，师长戴岳；第23师，师长朱耀华。宁汉合流后，二军于年底缩编为第18师。其后，第18师先于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中国工农红军毁灭性打击，后又在淞沪会战中败于日军之手，一蹶不振。

1929年3月2日，国民政府重新编成二军，投入蒋桂战争，朱绍良任军长，下辖第6、第9、第11师和独立第4旅。10月，蒋鼎文任军长、陈诚任副军长，参加蒋冯战争。1930年，该军下辖第6、第9师两个师，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二军投入对红军的围剿，此时仅辖第9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战场，军长李延年，下辖第3、第9和第80师。9月，改辖第9和第93师。武汉会战时，又补充了102师。1939年，辖第9、第103师。1940年，76师加入该军序列。1941年103师调出，以新33师补充。1942年6月，李延年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王凌云接任军长。

1945年抗战结束后，二军改编为整编第九师，1948年9月恢复二军番号，1949年在被歼灭两个师后，由军长陈克非率领，于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为第50军第167师。1950年，167师并入150师，开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

193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军委会的整军计划共进行了两期，总共是20个师接受了整训，而驻扎在福建的第九师成为20个调整师其中之一，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系统训练，在当时，第九师已经可以堪称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陆军部队之一了。

1937年7月抗战军兴，8月，原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升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师师长李延年升任第二军军长，此次组军初期，第二军下辖第三、九、八十师和独立第六旅，后来第二军奉命北上增援时，第八十师留驻福建沿海地区，第三师改隶第八军，所以当第二军参与抗日首战——淞沪会战时，编制名为一个军，实际下辖的只有第九师和独立第六旅，10月上旬，第二军开赴淞沪前线，隶属于以蒋介石亲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中薛岳的左翼军陈诚第15集团军，10月下旬，第二军奉命扼守老屋及朱北宅一线，11月初，薛岳统领的左翼军由于日军攻势重点的转移，各部纷纷奉命从驻点撤退，而日军一部竟先我袭占安亭，企图截断南翔一带左翼军的退路，此时，李延年亲率第二军主力第九师赶到将安亭夺回，保证了凇沪前线大军的安全退却。

1938年1月下旬，日军挟凇沪之战和占领南京的余威，浩浩荡荡地南北对进，夹击徐州，国军第五战区先后调了60余万军队防守徐州，这样一来，继淞沪会战后的又一大战役——徐州会战正式拉开帷幕，3月底，国军在台儿庄大捷，日军被歼万余人，蒋介石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高级将领深受这次胜利鼓舞，力图坚守徐州，并试图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所以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大批国军部队从各方调至徐州前线，而作为军委会预备军的第二军也是其中之一，4月下旬，第二军奉命担任战区总预备队，布置于旸山、商丘、兰封一线警戒，后为了阻止日军在鲁南的攻势，第二军奉命增援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这样一来国军在邳县北依托禹王山、方头山、艾山、南北劳沟等险要建立起一条防线，利用有利地形，构成坚固阵地，与日军展开了阵地战，有力地阻挡了日军坂本支队的进攻，5月上旬，第二军被编入新编成的第二兵团（陇海兵团），汤恩伯担任兵团总司令，负责指挥各部在豫鲁平原阻击由商丘、毫州出动进犯的日军，此时国军各部在徐州外围与日军纷纷展开激战，但由于装备不良等原因，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5月中旬，在徐州逐渐陷入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徐州，并旋即对前线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第二军所在的第二兵团（陇海兵团）奉命由徐州向西南毫县、鹿邑、拓城、太康、涡阳、淮阳一带转移，后移至宿县，由于宿县失守，第二军被迫与第二兵团（陇海兵团）余部向西突围，后由毫县、涡阳附近渡河西撤。

1938年5月下旬，徐州失守后，第二军由毫县撤至漯河整训，其间任命陈应龙为第二军副军长，6月初，日军继续南下,目标直指武汉，第二军奉命编入武汉保卫战序列，隶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万耀煌第十五军团，但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主要还局限在武汉地区外围进行，所以第二军在第十五军团编成内继续留在漯河整训部队，7月，第二军原下辖的独立第六旅脱离建制，奉命并编入第二十六师，原隶属于万耀煌第二十五军的第一四0师由于第二十五军番号撤消，故拨归第二军建制，此外，还抽调驻粤的第九十三师归第二军建制，此时，第二军下辖第九、九十三、一四0师共3个师，8月初，第二军军长李延年升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受陈诚的第九战区指挥，而第二军随即从第十五军团拨归第十一军团建制，军组成建制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甘丽初的第九十三师扩编为第六军，第一四0师留归第十五军团建制，所以第十一军团建制下的第二军实际只辖第九师1个师，第十一军团组建完毕后，李延年立刻率第二军奔赴田家镇，负责指挥所部防守田家镇要塞，由于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而李延年部虽名为军团，实际兵力却只有1个师，实力明显不够，所以陈诚特调拨精锐部队第五十七师归第二军临时指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此还亲自电示军团长兼军长李延年，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之最后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徇我国最坚之要塞”，令其“长固久守，以利当局”。9月中旬，日军约1.5万余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第二军(实为第九师)和配属的第五十七师以及田家镇的要塞炮兵部队在李延年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激战，国军的增援部队也奉命策应，钳制南下日军，由于不攻取田家镇要塞，日本海军将不能溯江而上，所以日军在紧接的数天内，连续增兵并调拨大规模的炮兵部队和海空部队对要塞守军进行狂轰滥炸，守军防守阵地中弹2500余发，几成焦土，在双方激战了12天后，由于武器装备之间的差异，第二军被迫撤离战场，田家镇要塞宣告失陷，此役第二军（实为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2000余人，配属第二军防守田家镇要塞的第五十七师同样也伤亡惨重，而日军虽然顺利攻占田家镇，可也换来伤亡1100余人的代价。由于失去了屏障，国军士气受到影响，防线彻底崩溃，10月下旬，武汉被日军重重包围，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武汉沦陷。

1938年11月，武汉会战结束，国军开始进行全面整训，第二军也撤至湖南衡阳整训，1939年初移至四川秀山清剿当地土匪，隶属于谷正伦的鄂湘川黔绥靖公署，在整训中，原隶属于第八十六军的第一0三师拨归第二军建制，5月下旬，提任沈发藻为第二军副军长。

1939年秋，第二军从四川换防至广西南宁，11月上旬，昆仑关战役发生后，第二军奉命增援，隶属于徐庭瑶的第三十八集团军，11月中旬，李延年率领第二军抵达迁江，其间，第七十六师从第七十九军拨归第二军建制，并旋即随军在宾阳以东构筑工事布防，11月下旬，提任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兼第二军副军长，12月底，原第二军副军长沈发藻卸任，1940年1月上旬，国军收复昆仑关后，军委会将桂南前线的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将昆仑关正面的第五军调到都安、柳州一带补充休整，以第二军第九师接替昆仑关正面的防务，1月下旬，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奉命从宾阳向甘棠前进，以掩护桂林行营的左侧安全，后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敌机袭击，通讯系统全被破坏，徐庭瑶与各部失去联系，致使作战各部处于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同时各部也连续遭到敌机轰炸，道路桥梁受到严重破坏，第二军随同其余各部被迫于2月上旬实行总退却，在撤退过程中，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壮烈牺牲，由副师长张金廷继任第九师师长。

1940年3月初，桂南战役结束后，李延年率领从第二军桂南前线北撤至湖南常德进行整补，直属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5月，第二军奉命北赴湖北当阳、远安打游击战，其间，第二军编制再次发生变化，其中第一0三师改隶第八军，新组建的新编第三十三师列入第二军建制，此时，第二军下辖第九、七十六、新编三十三师共3个师。

1940年6月初，枣宜会战第二阶段战役爆发，李延年奉命率部从第九战区开赴第五战区增援，第二军被部署于龙泉铺至鸦鹊岭、安福寺，在第二十六、七十五两军的第一道防线后组成第二道防线，6天后，日军大规模进犯，其中第三、三十九两师团进至观间寺至荆门一线，国军纷纷后撤，作为第二道防线守军的第二军也退往安远，6月中旬，宜昌终告失守。

1940年9月，第二军奉命开往江南一带整训，直属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其中军部带同新编第三十三师驻建始，第九师驻巴东，第七十六师驻巴东之野三关，全军一面开展部队整训，一面负责扼守入川门户。

1941年9月，为配合第九战区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军委会命令第三、五、六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九战区作战，第二军所属的第六战区部队约16个师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其中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奉命向宜昌外围之敌攻击，与敌转战于宜昌东之宋家嘴、丰宝山场、鸦鹊岭、龙泉寺等地，毙伤敌甚多，并一度攻入宜昌城内，和守军巷战数天，最后只剩下天主堂据点未能攻克，10月上旬，守敌第十三师团死伤惨重，一面组织后勤人员及伤兵投入战斗，一面请求增援，10月中旬，第六战区向各进攻部队下达总攻击令，第十三师团陷入绝境，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可惜正在此时，日军增援的第三十九师团到达战场，挽救了第十三师团的危局，第二军等部被逼退出宜昌城。但此役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由国军主动发起的进攻战役，在此次战斗中，国军共歼灭日军近7000人。

1941年夏天至初冬，第二军虽奉命进行整训，但经常与日军周旋于宜昌、当阳、远安等地山区，基本上没有对部队进行休整，直到11月，第二军才正式奉命调回四川大后方补训，其中军部驻永川，第九师驻壁山，第七十六师驻荣昌，新编第三十三师驻隆昌，其间第二军副军长陈应龙卸任。

1942年3月，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为铲除烟苗，与彝民发生冲突，正在四川整训的第二军奉命派部前往镇压，军长李延年派第七十六师前往西昌归张笃伦指挥，后经过与张笃伦研究后，认为武力解决问题并非万全之策，遂由行辕主动与彝人说和，同时向彝人展示了象第七十六师这样正规部队的炮火威力，不久冲突双方正式达成和解。彝人事件平息后，第七十六师奉命暂时留在西昌，第二军其余各部则继续留在四川整训。

1942年6月下旬，提升原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为第二军副军长，8月初，第二军军长李延年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代总司令，空缺的军长一职由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提升继任，此时，第二军下辖第九、第七十六、新编第三十三师共3个师，除第七十六师继续留在西昌外，其余各部均驻四川整训，其中军部驻泸州，9月，军长王凌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其间，第二军（欠第七十六师）奉命开往贵州省，其中军部驻普安县，第九师驻盘县，新编第三十三师驻晴隆地区，12月，第二军奉命归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

1943年3月初，第二军奉命开往云南省整训，其中军部带第七十六师驻祥云，第九师驻下关，新编第三十三师驻弥渡，不久，陈诚任司令长官的远征军正式成立，第二军奉命调归远征军建制，隶属于霍揆章任总司令的第二十集团军，从此全军上下开始更换美械装备，并接受美式训练，团长以上军官要分批到印度接受美方的军事训练，副团长以下军官则分批到昆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也是美军主办的）受训，回来后则由各级军官在美军联络官的监督下对全体士兵进行训练，在受训的一年多时间里，第二军一面训练，一面备战，军，师都分别派谍报队偷渡怒江，侦察地形和敌情，并与当地少数民取得联系，除此之外，第二军还应美方要求，在云县、镇康、耿马等地建造小型飞机场，以便中美双方的侦察机在怒江两岸侦察敌情，受训其间第二军军部驻顺宁，第九师驻镇康，第七十六师驻云县，新编第三十三师驻耿马，。

1944年4月下旬，为了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正式下达滇西反攻命令，在将要强渡怒江反攻的时候，第二军由第二十集团军辖下突然改隶以宋希濂任总司令的第十一集团军建制，在此次作战中，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第二军所在的第十一集团军则为防守集团，主要负责怒江东岸防守之责，第二军除了新编第三十三师继续驻扎在耿马，担任滚弄上下江防任务外，其余各部奉命作为第十一集团军左翼部队于6月上旬渡江，其中第七十六师1个团于攻占平嘎后掩护军主力的左侧，其余主力向象达、芒市前进，第九师于6月中旬攻克象达，续向芒市前进，第七十六师主力于8月上旬攻占放马桥，截断日军龙、芒间的公路交通，随即与第九师合力围攻芒市，由于日军凭借其外围坚固工事据守，第二军伤亡很大，攻击进展缓慢，后得到第六和七十一两军的支援，协同攻击，于11月中旬攻克芒市，在占领芒市后的次天，第二军随即奉命作为左翼攻击军，以两个团分守芒市及飞机场外，主力经猛嘎、猛棒向畹町迂回攻击，目标直指芒友，其间，第九师师长张金廷提任为第二军副军长，另外，在后方留守的新编第三十三师以主力从滚弄上游渡过怒江，进出腊戍、畹町间截击日军，军主力从猛棒攻过畹町河后，侦察到日本守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临时指挥所所在地，第九师随即发动猛袭，击伤敌战车两辆，击毁一辆，残敌溃退，第九师追击部队于1945年1月中旬到达芒友，同月下旬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南坎地区会师。

1945年2月上旬，远征军与驻印军顺利会师后，第二军奉命担任以芒市为中心的龙陵、遮放、畹町等地的防务及修路、护路等任务，3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撤消，新成立以黄琪翔任总司令的中印公路警备司令部，第二军改归该司令部指挥，军部也调至保山附近的光尊寺，部队则一部返国，一部留在缅甸，其中第九师驻祥云，第七十六师驻芒市，新编第三十三市驻禄丰，此时全军的任务就是护路。

1945年4月，第二军新编第三十三师被军委会裁撤，师长杨宝钰调任荣誉第二师师长，6月，原隶属于第六军的预备第二师由于其归建的第六军被军委会裁撤，所以奉命改归第二军建制，7月，第二军改归以关麟征任总司令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指挥，全军奉命从缅甸返国，其中军部驻大理，第九师驻弥渡，第七十六师驻宝山，预备第二师驻保山，此时全军的任务是警备滇西。